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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FPA综合编译整理

中国的核电站安全吗？

　　核能发电，是目前人类可大规模利用的清洁能源之一，但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。如何安全有效地利用核能，对解决能源问题和人类自身的安全问题至关重要。切尔诺贝利核爆炸、日本福岛核电站氢气爆炸以及核物质泄漏等一系列事故的发生，让我们开始担忧，中国的核电站安全吗？核事故离我们有多远？

严格的审批制度

　　核电站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，选址与设计是关键之一。中国核电站厂址的选择是非常严格的，要经过反复论证。除了考虑地质水文条件外，还要考虑厂址周围有没有危险因素，遇到事故时电厂对周围环境的影响，以及对公众和环境的影响等，只有通过了层层审查，才会被国家列为核电厂备选厂址。在核电站动工兴建之前，国家核安全局还会对申请建设核电站的设计进行全面的安全审查，包括核电站的选址情况，堆型设计、安全系统设置，乃至核电厂组织体系、质量保证体系、事故应急方案等诸多方面。除了对外部环境和外部事件进行审查外，内部设置也要接受层层把关。例如核电厂本身的设计，设置了哪些安全系统，考虑了哪些危险因素和危害程度，如何应对突发的事故，如何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，以及整个核电站的组织体系，质量保证体系、运行的各种技术规格书等。最后，将这些审查内容汇总成一份数千页的安全分析报告，提交给环境保护部下属的国家核安全局，经审查批准后方可正式兴建。

　　在建设过程中，对原有设计还可能进行变更和修改，或是应核安全局的要求做出修改或完善等。因此在核电站即将建成时，还需再提交一份最终安全分析报告。只有通过最终审查，核电站才能装载核燃料，投入调试和试运行。之后，国家核安全局还会对其进行日常监督和定期审查。目前，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用这种监管模式。

　　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对核电站的评估，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、国际、国内的各类规范、标准、准则和技术要求来执行。例如对核电站的事故分析，针对事故大小和危害程度就有不同规定：频发的小事故，危害必须很小，对公众不能有任何影响，杜绝放射性物质泄漏：而在严重事故的情况下，允许的后果可以相对较重，但放射性物质释放对公众的影响也必须非常小。中国的核电站安全水平是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的。国际原子能机构（International Atormic Energy Agency，简称IAEA） 长期组织研究和制定有关核能安全利用的条例，发布全面的核电技术标准，中国的核电站基本上都是按照IAEA的国际标准执行的。世界各国也都大抵如此，当然也会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微调。

无限制假定外部危害，真有必要吗？

　　科学家们也指出，在核电站的设计基准假设中，也不能无限地假设外部危害程度。现在的核电站已经设置了许许多多的安全系统，它们平时并不运行，只有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才启动。为了保证它们能在这些事故情况下可靠地运行，必须做定期的维修、试验、保养甚至更换。这些应急装置，可能在它40年或更长的使用寿命里都派不上用场。

　　目前，核电站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投资都用在了安全防护方面，为了确保这些安全系统的可靠使用，通常还要做两套、甚至三套四套备用系统，如果再加大投入，是否徒劳？这正是核电站安全防范的尴尬局面。目前核电站的“安全成本”已经很高了，1AEA是否还应提高核电站的设防水平，如何加码，还需要各方讨论研究。中国现在设计的核电站大多装有消氢系统，不等氢气积累到高浓度就将其消除。至于供电问题，中国现在设计的核电站都设置了额外的备用柴油发电机组，以防御全厂断电的情况发生。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，又将有一批改进措施被提出，人们对核电站安全认识水平又将提高一层。

日常放射性物质还没有照一次X光多

　　中国各地都有环境监测系统，每个大城市、每个核设施所在地都有监测点，发生重大事故后，监测的频度还会增加。通常对核电厂周围进行的是连续监测，其他地区是定期抽样检测。

　　检测大气环境中是否有放射性物质的过程并不复杂，比如，检验空气中是否有碘l31，方法是将一张过滤纸（或吸附体）放在一个固定流量的排风扇出口处，排气扇把空气往纸上吹，一小时后，空气里的绝大多数杂质就吸附在过滤纸上了，再通过测量过滤纸上放射性物质类型和它们的半衰期，就能找到是否有碘131。再计算一小时流过的空气体积和放射性物质计数，就能得到空气中碘131的浓度。如果空气中碘131 的浓度过低，就需要加大排风扇的流量，以采集更多空气。但如果想测量土壤中的放射性元素，就需要更多时间。因为土壤中的天然放射性元素非常多，它们会干扰目标元素的查找，因此，要把万分之几，甚至是亿万分之几的物质分辨出来，工作量相当大。

　　但是，“监测到”和“对人体有伤害”是两个概念。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中本身就有放射性物质，比如上海大约每小时为0.06微西弗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--照一次X光所受的辐射水平也远大于此，事实上，我们生活中接受的放射性照射大部分来自医疗中使用的设备。目前中国核电站设计的一般事故标准是：对电厂边界上公众的影响不能超过1毫西弗，相当于照2次普通X光的剂量。

　　到目前为止，中国还没有发生过任何核电厂放射性物质对环境泄漏的事故。总体来讲，核电站放射性物质的排放量比火电厂还要低。假如某一天，核泄漏事故真的发生在我们身边，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？首先，是撤离到安全区域。在辐射防护领域有一个所谓的ALARA原则（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）， 即“合理可行且尽量低”。越远越安全，考虑事故的危害程度以确保人们安全外，还必须考虑当时当地的情形。

　　在安全区域内的人们不需要太在意，只要做到勤洗澡、勤洗衣物。若遇上雨天，空气中弥散的极少量放射性物质就可能会随雨水降落，所以出行尽量要打伞。即使放射性物质落到皮肤上也没有关系，洗个澡就行，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；若真的吃了，也不是太要紧，因为平时也会有极微量的放射性物质质随雨水降落，我们通过食物已经摄人了一些。一句话，能避免就尽量避免，即便遇上了，这么微量的也无需担忧。

抗辐射，有药吗？

　　两年前，福岛事故后，上海超市里的碘盐一夜之间，销售一空--老百姓当然是奔着碘去的。不过很快，官方正式告知，这样的做法对于真正抗辐射是徒劳的。那么，抗辐射药，有吗？

　　事实上，全球抗辐射药物之所以“难产”，有市场和临床两方面原因。创制一个新药有个“双十定律”：10年时间加10亿美金。制药企业无论大小，在决定投入一种新药研发时，总会先考虑市场前景：投入的研发经费能否从市场中赚回来。抗核辐射药物的市场有多大？相对于心血管疾病。糖尿病、癌症数以千万乃至亿计的患者来说，暴露在高剂量核辐射下的人群太少了，尤其在没有核战争的年代。肿瘤、高血压、肥胖的医疗市场高达数十亿、数百亿美元，而抗核辐射药物呢？或许政府储备才是最大市场，即便如此，市场容量依旧不够让制药公司收回投资。谁会是这种药可能的买家和消费者？这才是最大的问题！

　　如果说没有赢利动力，制药公司不会参与，那么全球还有众多科研机构、非营利组织。他们为何不能利用各自的渠道，为人类创制防核辐射的药物呢？美国政府曾投入数亿美金，用于研发治疗急性辐射综合征的药物，应对核电站事故就是其主要目的之一。因此，美国不少实验室也创制出了一选药物。但这些药物在用于病人由临床试验，而要获得各国批文却是难上加难，关键问题就在于缺乏临床病人。

　　不过，目前有消息表明，美国、中国等国家正在积极攻克市场和临床两方面的难题，对于有效抗辐射药物何时能够问世，我们拭目以待。

图片来源：百度图库